항일 전쟁과 중국 공산당의 굴기 (2013년)
抗日戰爭與中國共產黨的崛起
劉 燁
출처：人民日報新聞研究網
關鍵詞：抗日戰爭 中國共產黨 三民主義 中間黨派 領導權 共產國際 民主運動
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長久以來，我們的研究始終面臨著兩股邪惡勢力的挑戰，即使在二十一世紀，這種叫囂還未徹底平息。一方面，日本的右翼分子篡改歷史，企圖抹殺自己的罪惡行徑及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台灣及國際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也將“乘機坐大”與“摘桃派”安在共產黨的頭上，觀點也五花八門，如“戰爭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產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1) 另有“共產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后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2)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國內的還是國際上的研究都談到了一點：正是共產黨經過抗日戰爭的磨礪從年輕走向成熟，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在抗日戰爭中崛起並發展壯大的。
如果說費先生的著作中的觀點只是一種介紹的話，那麼台灣學者和日本人自己的論斷則不會有錯，張玉潔曾在《中國現代史略》中直言：“抗戰后期，“中共在國民政府的旗幟上抗日”的生存發展謀略已使國民名為接受蔣委員長的指揮從事抗日戰爭，實則遵從毛澤東的決策。(3)日本人也在1943年驚呼：“中共軍隊不僅在華北，而且在全中國都妨礙著日軍的行動”(4)。國民黨人的無奈報怨和日本人的仇恨惱怒都再次說明了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強大了，已經崛起在世界東方。
我們還需要對另一種不夠客觀的觀點加以反駁，即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在解放戰爭中崛起的，而抗日戰爭是追隨國民黨的左右。在這裡我們必須重申抗日的領導權問題（具體將在后文中談到），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其正確的政策和在群眾中的號召力與影響力取得政治領導地位，並最終成全國抗日救國的核心。而解放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是在將其政策推廣和確立其合法地位，應該是更深的一個層次上的。
（二）本文的研究方法及特色
1、注重史實和理論的雙重研究
本文創作的基礎是抗日時期的中國歷史，主題則為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所以本文力求做到在事實公正客觀的基礎上進行分析。一方面對於不確的歷史要重新審視，另一方面避免軟弱無力，主觀臆斷的結論出現。雖然這不是一片未曾開墾的處女地，但要達到史實與理論的完美結合實屬不易。
2、長時間小切口
由於抗日戰爭長達8年，要想做到面面俱到，點點深入是很不現實的，所以我們採取在線索清晰的前提下選取典型問題深刻剖析，始終圍繞中國共產黨的崛起問題，其它相關性不強的問題將有所舍棄。
3、注意歷史背景，避免片面性
30、4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與今天的共產黨大不相同，許多措施的採取和策略的選擇帶有特殊性，不能一味用今天的眼光來評價。我們應盡可能理解當時的經濟政治條件，再給予我們的答案。同時孤立地看中共的做法也是失之偏頗的，與國民黨、中間黨的關系也應該是我們的研究對象。
4、注意研究的公正性，切忌矯枉過正。
我們過去的研究存在兩個誤區，一是嚴重地扭曲歷史，有意抬高中國共產黨，不管歷史的真象，凡是好的就歸功於共產黨;二是某些右派學者帶有極端情緒，對中共的有些激進做法肆意攻擊。這兩種做法都是不科學的，攙雜了主觀情緒。中共的旭日東升，勢不可擋豈是靠欺騙就能獲得的？同樣，國民黨的江河日下也非旦夕，在抗日戰爭中也非一無是處。
（三）兩條線索
1、 抗日戰爭的線索
這個問題比較清晰，我們也採取傳統的觀點勾勒出一條線索，從1937年到1938年底，中國大部分領土被侵略，即毛澤東提出的戰略防御階段，1939初到1943年底，戰爭以局部戰爭為主，日本腹背受敵，仍在苦苦掙扎，即戰略相持階段。1944年到1945年8月，中國軍民全面反攻，將日本侵略者一舉殲滅，即戰略反攻階段。這三個階段前后相繼，基本反映出抗日戰爭敵我形勢的變化。
2、中國共產黨崛起的線索
這條線索也可大致分為四個過程，第一個過程同戰略防御階段基本同期，中共在這個時期將實力保存住，第二個過程從39年初到皖南事變結束，是中共實力迅速積累與擴張的重要時期，敵后根據地廣泛建立，第三過程是從皖南事變到1944年，中共雖遭小創，但元氣未傷，反而更廣泛地贏得民心，最后一個過程是反攻時期，中共最終確立了自己的“中流砥柱”地位，近一步縮小了與國民黨的實力差距。
一、中國共產黨崛起的種種表現
1、數據的証明
（1）兵力的增長
在西方我們判斷一個政黨是否在政壇上崛起的主要指標是此黨佔據議會議席的數目或在總統大選中獲勝的成功率，但中國的現實決定我們判斷中國共產黨的成熟問題應主要關心黨在這一階段兵力的變化。毛澤東的“槍杆子裡出政權”是符合中國的國情的，一個政黨擁有兵力的多少直接決定了它在中國政壇的地位與作用，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那些中間黨派，即使它們擁有不少的社會名流，但始終無力與國共兩黨抗衡。
從表1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1937年到1940年短短的四年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增長了四倍，擁有50萬人的兵力，已接近侵華日軍的總數。雖然在皖南事變后，兵力有所削弱，但恢復速度也極快，1945年初，我軍兵力已超過了日軍總數，中國共產黨兵力的激增一方面說明了中共實力的日益雄厚，在軍事上有自主的權力，能與國民黨分庭抗禮，另一方面也闡明了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力與影響力迅速擴大，兵源充足，戰斗力強大，可以擔當起抗戰的核心。
（2）黨員發展迅速，黨的吸引力增強
毋庸誨言，中國共產黨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元氣大傷，即使在抗日戰爭開始時也隻有區區四萬人，且十分分散。
如表2所示，短短八年間，黨員人數翻了八十倍，這是一個奇跡。但也非偶然。黨員人數的增長標志著黨的綱領與政策已逐漸被廣大群眾所接受，人民願意追隨其左右，但更有意義的是，它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可以表達自己的聲音，尤其是那些一貫敝視“共產黨”，稱其為“土包子”的階層也不得不聽聽他們的意見。
2、其它客觀事實的証明
（1）中國共產黨理論的豐富和獨立政策的提出
對於一個政黨來說，它成熟的標志往往是其理論的形成與確立，無論是蘇聯的共產黨還是德國現在活躍的綠黨，概莫能外，可以明確地說，抗日戰爭時期乃是中國共產黨理論的春天，尤其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雛形，成為克敵制勝的法寶，在這個時期能誕生中共的核心理論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外部的戰爭環境迫使黨的領導者要思索這個問題，另一方面，激烈的戰爭實踐為理論的完善開辟了道路，與此同時，一項項遠見卓識，顧全大局的政策也相繼出台，全面抗戰路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戰略都順應了潮流，贏得了民心，扭轉了局勢，如果說共產黨在國共首次合作時是追隨者的話，這次獨立政策方針的提出是向全國証明了中共即將崛起的事實。
（2）中共黨內空前團結，士氣高漲
從一般的政黨文化理論上看，政黨內部形成和諧統一的組織文化是政黨發展的必要條件，同時組織理論也告訴我們，特有的組織文化將有助於激活組織的生命力，在抗戰時期，原本復雜激烈的黨內斗爭降溫，達到普遍的合作，這成為中共崛起不可缺少的內部條件。就連美國羅斯福總統派來的卡爾遜觀察員也在文件中直言：“我認為原中國紅軍（即八路軍）是中國團結最為緊密的一支政治力量，這種凝聚力與士氣是對外國軍人說來也是聞所未聞的。”（5）的確，我們不能否認這一時期共產黨最為團結與振奮的黃金歲月。
二、中國的崛起的表面原因
在深入探討中國共產黨崛起的內在因素之前，我們有必要還歷史以本來面貌。應該說，抗日戰爭是一塊試金石，在這場異常殘酷的戰爭面前，一切階級與階層，一切政黨與團體，都要在血與火中接受考驗，經受洗禮，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獻身者興，逃避者衰。隻有用這樣的標准去衡量，誰是誰非，一目了然。
1、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發展壯大是用英勇奮斗和巨大犧牲換來的。
眾所周知的事實是，是八路軍平型關首次大捷打開了日本鐵蹄下的缺口，宣告了“日本皇軍不可戰勝”神話的破滅，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的勝利信心﹔是共產黨領導的百團大戰，給日本侵略者當頭一棒，使其惶惶不可終日，聞八路軍之名則聞風喪膽﹔是一塊塊敵后戰場的建立猶如猛刺敵人心臟的一支支鋼針，打掉了日軍的猖狂氣焰，徹底改變了局勢。但這些輝煌是用志士的血肉所堆砌的，日軍的瘋狂燒殺使根據地人口由1億減少到不到5000萬，軍隊由50多萬縮少到40萬，根據地減少了1/6。再看看一些數字，整個抗戰敵后軍民共作戰12萬余次，殲滅日偽軍170多萬人。這些情況同樣被展示在日本人自己寫的有關材料中。1943年的日軍綜合戰果報道說：“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的一萬五千次中，和中共作戰佔七成五，在交戰的二百萬敵軍中，半數以上都是中共軍。”（6）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也在《現代史概論》中談到：“從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中共軍隊共作戰十二萬五千余次，斃傷的皇軍和偽軍170多萬，牽制了我們百分之七十的總兵力。”
正是這種大無畏的斗爭和巨大付出使人民看到共產黨無愧是一支進步力量，她的發展壯大已在意料之中。
2、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崛起得如此迅速，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這就是她能在每一個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旗幟鮮明地提出正確且有巨大號召力的主張，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堅定擁護。
當日本侵略者氣勢洶洶叫囂著三個月滅亡之中而長驅直入時，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擔心中國的前途與命運，我們衰落的祖國是否能起這從天禍降，是中共科學預見了戰爭的整個趨勢和前途──速勝論與亡國論都是荒謬的，抗日戰爭隻能是一場持久戰，必定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當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面對著動搖妥協，反共分裂的逆流，中國共產黨又不失時機地提出了“三個堅持，三個反對”的主張，力求時局的好轉﹔當皖南事變發生后，整個統一戰線瀕臨崩潰，中共仍以民族大義為重，採取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原則，一面警告那些玩火者不要自毀前程，一面去爭取中間勢力，保持了好的方向﹔當1944年國民黨軍隊的豫湘桂大潰退發生時，國民黨的一黨獨裁與特務統治愈演愈烈，國民黨的威信殆盡，中國又一次面臨著向何處去的生死抉擇，中共毫不猶豫地站出來，嚴正地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使人們認清了中國的發展方向。這一次次危急時刻的挺身而出，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共產黨有能力也擔負了歷史的重任。
三、中國共產黨崛起的內在因素
（一）宏觀的維度
1、領導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豐富發展了三民主義與新民民主義
嚴格地說，抗戰時期指導我們實踐的思想既不是絕對的共產主義理念，也非蔣介石鼓吹的獨裁理論，應該是繼承和發展了三民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可以說是抗戰時期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有意思的是，這條路線的領導者非國民黨，而是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早在20年代就談到對待中西文化的理性主張和態度，應“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抗戰初，他又指出“三民主義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8）
我們不應回避歷史，中共在抗戰前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截然相反的認識傾向無疑是錯誤的，但這也為今后中共重新認識三民主義提供了借鑒與素材，三民主義嚴格上說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學說，但中共一經發現它的歷史性、現實性與革命性，就使其重新煥發了生命力。它的歷史性在於當封建勢力異常強大的時候，宣傳自由與民主是能鼓舞士氣的，但在民族危亡關頭，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乃是必經之路。它的現實性在於“新三民主義是積極的，是能與我們的民族解放政綱配合起來前進的。”（9）同時這種現實性的存在是要首先區分真偽三民主義，在此之前，三民主義已經有幾個版本，戴季陶、汪精衛與葉青等人都炮制了自己發展出來的三民主義，這些偽三民主義是與抗日這個時代主題格格不處的。戴季陶首先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經學化、教條化以及採用“六記注我”的手法使孫的三民主義扭曲變形。更有甚者是汪清衛，根據日本人的意思出台了“純正三民主義”，將過去的三民主義徹底推翻，公然宣布“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乃三民主義的根本精神與真諦。（10）而葉青是他們中的僑僑者，他借他的“三民主義”來排斥攻擊馬克思主義，宣稱馬克思主義是“舶來品”“與中華民族沒有關系，有礙於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問題的解決（11）。”同時他是蔣介石的鼓手，將法西斯主義內容注入三民主義中，他一再宣傳法西斯主義主張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即主張集中主義，民權主義亦系如此（12）。他的這些言論可以說是配合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而誕生，目的不言自明。
三民主義的革命性是中國共產黨最關注的，黨內不斷指出“三民主義”最基本的精神是革命的，有了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三民主義。（13）
中共客觀認識三民主義對於其迅速崛起是大有幫助的：首先，它在政治上維護了抗日統一戰線。三民主義在當時的社會具有廣泛影響，其思想已深入人心，對它進行科學的解釋與發展是眾望所歸。這一行動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誠意，對國共合作的維系舉足輕重，其次，它與堅持中共在統一戰線中思想上與政治上的獨立性是不矛盾的。通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對比，更能發現了共產主義的進步性，從而澄清了社會視聽，打擊了國民黨的自大心理。王稼祥說過：“三民主義是武器，但馬列主義是更高的武器。”（14）最后，它為中國共產黨形成新的戰略思想提供了實踐經驗與認識基礎，三民主義在中國已流行數十年，其實踐的局限性有目共睹，中共從中汲取教訓，形成了自己的政策與戰略思想。
2、中共與民主運動的洪流
如果說中國共產黨是用“槍杆子”和無畏的獻身精神取得軍事上的勝利的話，那麼抗戰期間她領導的民主運動則應是第二條戰線，它的重要意義在於使中共的崛起之路變得更加平坦。我們不能否認是資產階級將民主的觀念注入中國文化，而且辛亥革命的開辟民主政治的功績也是不容抹殺的，但應特別指出的是，導致辛亥革命勝利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民族因素而非民主，這隨后的20多年中，民主仍在風雨飄搖，北洋軍閥自然不能將其實踐，而蔣介石的一黨獨裁與其也大相徑庭。
在民主面臨危機的同時，有兩股勢力仍在追求它，一支是先進的知識分子，另一支則是中國共產黨，而且中共的實踐早在瑞金時就開始了。可以說中共領導下的民主運動是一種武器，它的作用在1936年開始顯現。首先是在當年的8月25日，中共振臂高呼，再次向各界民眾宣布“要為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與民主政府而斗爭。”（15）斯諾也曾說過：“毛澤東設想的民主共和國是一個有國會的代議制政府，是一個保護和支持一切愛國人民力量的政府，建立在普通的，沒有任何財產、社會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別限制的選舉基礎上（16）。”這種設想的偉大之處在於毛敢於具體具體分析，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使社會群眾看清了中共的態度——是支持人民民主的。
抗戰發生后，中共的目標依然不變，提出的口號是“以抗戰促進民主，在民族革命中促進民主革命。”盡管有的學者認為當時中共的做法是在鼓動，也有人懷疑中共的真實動機，不相信民主能在當時建立起來，但在當時這無疑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心聲。
民主運動的興起對於中共樹立在抗戰中的政治領導功不可設，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分析。其一，在對民主運動問題上採取了與國民黨截然相反的態度，贏得資產階級的支持。蔣介石1938年宣布再“軍政”。隨后幾年裡壓制了兩次民主憲政的高潮，把自己的專政獨裁合法化，人民對其徹底失去了信心。資產階級雖然是民主運動的活躍分子，但勢學力孤，中共恰恰在這點上與其達成共談，抓住了斗爭的主動權。其二，時時注意民主問題，從中共抗戰初期改造期層政權到“三三制”民主政權的建立，在此問題中共未走極端，聆聽來自多方的聲音。這樣的結果是不僅中共在國際國內的聲勢漸強，其同盟軍也願馬首是瞻。
黃炎培曾對毛澤東說過：“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17）”毛澤東滿懷信心地答道：我們已找到新路，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18）”不錯，中共正是把握了這條光明大道，才能在抗日8年中始終如一。
（二）技術的層面
在激烈的戰爭環境條件下，中共的崛起實屬不易，他在斗爭技術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這種特色尤其體現在中共處理幾對重要的關系上。
1、中國共產黨一貫爭取中間黨派的支持，使其和自己站在同一戰線上。
一個政黨是否蓬勃壯大不僅要看其實際行動的影響，還要考察其他政黨對它的評價與態度。有的時候某些政黨的確很強大，但遭到千夫所指，身邊缺少同盟軍，即使能稱霸一時也只是曇花一現。歷史上一切法西斯政黨都是如此下場。毋庸置疑，中共在1936年前使不受中間黨派歡迎的，中間黨派仍然堅持既反蔣又反共的中間立場，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左”的關門主義錯誤。那些“關門主義”分子的主張是“革命的力量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要筆直又筆直”，得到的結論是“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線是機會主義的策略。（19）
面對兩面守敵的不利狀況，毛澤東果斷提出“關門主義”是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不應堅持。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主動與宋慶齡接觸，尋求她的支持，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上表明自己的立場,通過各種途徑，直接與中間黨派磋商，尤其在營救七君子事件中不遺余力，痛斥國民黨制造“愛國之冤獄”，促成國民黨的妥協。
在中間黨派從敵視中共到願意與之聯合的轉變后，中間黨派為中共的崛起做出了戰略上的配合作用，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闡釋：首先，中間黨派的一部分人進入八路軍、新四軍與其並肩作戰，為抗日運動輸送了大批青年，這是戰爭的新鮮血液和知識源泉。其次，中間黨派與共產黨保持直接聯系，在很多場合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在抗戰初期，共產黨的聲音十分微弱，正是在這個時候由於中間黨派的挺身而出而促成了國共的再度合作。在皖南事變后，民主黨派紛紛表示：“今大敵當前，自毀長城，自促滅國，誰不痛惜。”也就是這個時候，中共獲得了中間黨派的廣泛同情，標志著他們已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了。第三，中間黨派充分發揮他們具有的知識特長，創辦和出版了許多刊物，並在這些刊物上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傳播中共的主張。如鄒韜奮創辦的《抗戰》就是其中的代表，他連續發表文章和系列報道，介紹陝甘寧邊區概況和八路軍的作戰情況，為此周恩來曾稱贊它講“人民大眾想講的話，講國民黨反動勢力不講的話，講《新華日報》不便講的話。”就是通過這些進步且有影響的刊物，中共的主張進入了普通平民的思想，為世人所共知。最后，中間黨派盡其所能從物質上幫助共產黨，幫助其度過了難關，積蓄了力量。
不可否認，由於階級的局限性和蔣介石不斷的拉攏引誘，中間黨派不可能完全倒向共產黨的一側，但它的支持的確減弱了中共崛起的阻力，尤其是社會的一些上層人士對中共產生了信任，這不能不說是中共策略的成功。
2、從國際上看，這時期共產國際在一定程度上指導和幫助了中共，為她的崛起推波助瀾。
在這裡我們說的指導與幫助是有限制的，只是從宏觀上的方向問題與抗戰后期蘇軍的一蹴而就，而非中共被其遙控。一方面，共產國際的七大決議在思想上是正確的，“建立統一戰線”與“不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問題”的決定是明智的，她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在於緩和了中共與其長期的矛盾，中共的主動性得以發揮，開辟了斗爭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在抗戰末期，華西列夫斯基在共產國際的指派下率百萬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以摧枯拉朽之勢掃平日寇，應是永載史冊的。
必須允許我們反駁的是，在國際上有一種看法，即認為中共的勝利過分依靠了共產國際，這是不符合事實且及其有害的。周恩來曾談到：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實踐，証明在脫離城市無產階級的情況下，也能夠鍛煉成為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歷史勝過雄辯地告訴我們：中共的崛起應是我們獨立自主奮斗得來的，但抹殺共產國際的作用也是不客觀的。
四 抗戰的領導權問題
1、關於這個問題的若干爭論
在抗日戰爭的領導權問題上，可以說是眾說紛紜，有支持共產黨領導了這場戰爭的。有支持國民黨領導了這場戰爭，還有人採取了折中的態度。此外，不少學者運用計量政治學來定量分析兩黨影響的人數來決定誰是領導者。這些觀點都旁征博引，引經據典，各有其論証要點，下面就對其中影響較大的“國民黨領導說”作一下簡要分析。
從台灣方面，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分析大量歪曲了史實，尤其加入個人感情色彩，如1995年8月台灣出版的《中國抗日戰爭圖錄》一書中就代表了這種觀點：“抗戰時期的最高統帥是蔣中正委員長，國軍完全擔當了正面主戰場的作戰任務，蒙受重大犧牲，這都是無法更易的事實，怎可視而不見？”從大陸方面，有的學者也提出“國民黨核心論”，理由有三：a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國民黨是當時的唯一的執政黨。b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國民黨的領導給與了肯定。如毛1944年6月接見西北記者參觀團時說：“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應居於領導與基干的位置。”c今年廖承志也以間接的方式承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領導地位,他在給蔣經國的信中說：“國共兩度合作,首次合作,孫先生領導,吾輩雖幼,亦知一二;再次合作老先生主持大事,吾輩身在其中,應知梗概。”
2、本文的簡要分析
什麼是抗日領導權？這是一個根本問題，不是國民黨在南京重慶的尸位素餐，不是毛澤東在某些場合運用策略的逢場作戲，不是廖先生一封寄友人書的隻言片語，應是指統帥和引導全國人民抗戰的作用問題。這種領導應包括三個方面：政治，思想與組織。中國共產黨根據抗戰面臨的形勢與任務在歷史發展的不同時期適時提出正確的政治口號與抗戰綱領，對全國抗戰起了巨大的動員，推動和指導作用，這無疑是一種全國范圍的政治領導﹔在思想上，黨的新民主主義以其優越性和歷史性，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影響了抗戰的進程﹔在組織上，國共各發揮了其組織領導的職能，各自組成了抗戰的隊伍。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是抗戰的政治和思想領導者和核心，這是不容置疑的。與此同時，國民黨的領導作用也有所發揮，但這是局部的。也可以說，正是隨著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這種核心地位的形成，她開始崛起於世界的東方，走進一個嶄新的時代。
五 結語
停筆在即，我心中仍忐忑不安。這不是一個全新的話題，尤其對我們這一代人已越發遠去。這不是一個輕鬆的話題，有關於歷史的公正。這也不是一個簡單的話題，其實我並非游刃有余。但想起那一幕幕令人痛心的場景，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中國人，心潮不禁澎湃，熱血不禁沸騰。
在此，我應該感謝我的父親母親為我在文字上作的一些修改,感謝北大文庫的周家珍老師提供的詳實資料,感謝關海庭老師教授的相關知識。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將繼續努力，希望老師和同學們能鞭策和支持我的工作。
注：
（1） 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科出版社 633頁
（2）同上 644頁
（3）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略》台灣東華書局237頁
（4）日本防務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華北的治安戰工〉朝雲新聞社 1971年 337頁
（5）《北京黨史研究》1994年2月 第53頁
（6）轉引自《朱德選集》第148頁
（7）毛澤東《“一切入一”序》湖南出版社 1990年 第83頁
（8）《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 534頁
（9） 《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 第46頁
（10）汪精衛《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1939年11月
（11）葉青 《三民主義與社會主義之比較》選自《抗戰與文化》第五卷、第四期
（12）葉青《怎樣研究三民主義》下篇 第58頁
（13）張聞天《擁護真三民主義，反對假三民主義》
（14）《王稼祥選集》第184頁
（1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第77頁
（16）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的談話》第123頁
（17）黃炎培《八十年來》 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2年 148頁
（18）同上 149頁
（19）《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155頁
參考書目：
1、費正清、費維愷：《劍橋中華民國史（1912——1949）》下卷，中國社科出版社
2、 《中國革命史講義》胡華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3、 《蔣介石生平》 宋平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4、 《中國回憶錄》 達林（蘇聯）著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5、 《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 楊雲若著 中國人民大學黨史系講稿
6、 《我與共產黨》 張治中著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0年版
7、 《中國國民黨史稿》 鄒魯編著 中華書局1960年版
8、 《國共合作》 波多野善大（日本）著
9、 《中央日報》1938年──1949年4月 北京圖書館藏
10、 《中國近現代政黨史》朱建華、宋春著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 《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中華書局出版